第十三辑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
汇编专辑 第一至十一分册目录
2000年 增版编辑说明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是美国洛杉矶中文出版物服务中心所独家编辑的系列性大型中国当代历史文献资料－－《中共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的第十三个专辑。到2000年10月为止，《"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下简称《言论汇编》)一共编辑成九个分册，所收录的文献资料之时间跨度从1966年4月到1967年4月。这九个分册共收录了中共主要领袖、重要领导人、方面领导人、以及当时的风云人物多达六十余人在这段时间内所发表的近一千种文献，总计近中文一千四百万字。这些文献的具体形式是这些政要人物的个人讲话、信件、电话电报指示、会议发言、谈话纪要、批示检讨报告，乃至受审记录等。与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已见诸公开出版文字的同类文献资料相比，《言论汇编》无疑是目前仅见的资料收集最为完整、内容最为详尽、选择最为严谨、编排最为系统、考据最为深入的大型历史文献之汇集。从相当深广的程度上，这一大批文献资料结集问世，对于中国大陆以外(希望将来亦有可能对国内)有关中国当代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方面的历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中国当代历史人物研究、特别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都是非常有价值和重大参考意义的。同样，《言论汇编》对于将来同类文献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的进一步的深入收集整理和考据，亦可能提供一个系统、全面和可靠的参照系。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文献资料的主要来源。 从1966年9月开始，随着中国原有的官方只此一家式地对出版印刷业的控制基本失效之后，在名目繁多的红卫兵组织旗号下自行编印发送的非官方出版物开始大量迅速出现。其中以汇集翻印所谓"中央首长"讲话为宗旨的一类出版物一时间独领风骚于世。从1966年底到1967年5月间，这类出版物的编辑质量不断精细化且初具规模，结果中共中央不能不于1967年年中几次专令予以制止。三十年后，今天的中国官方仍对一切有关"文革"的历史资料的整理和公开出版工作予以禁止。尽管如此，有幸的是，流藏于民间的此类当年的出版物仍能从某种程度上发挥拾遗补阙之功。具体来讲，《言论汇编》主要赖以进行文献比较、筛选和整理的原始资料来源为：全国文艺界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及红卫兵革命造反联合总部于1966年11月编印的《中央首长有关文化大革命讲话材料汇集(一)、(二)》、北京汽车分公司文革大字报办公室于1966年11月12日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七机部一院大字报选编小组1966年12月编印的《大字报选第一、二集》、北京工商管理专科学校印刷厂"红印工"战斗队1966年12月13日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合宣传组1966年12月编印的《中央及有关负责同志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1967年3、4、5月编印的《中央首长讲话》(第1、2、3、4集)、国家科委系统红卫兵联络部于1967年1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集(第一、二集)》、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于1967年2月编印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长讲话(一九六七年一、二月)》、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1966年1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河南省省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材料编汇部”1966年11月编印《中央领导同志讲话(内部参考)》，以及从1966~67年期间其他上百种不同的原始文献中查找和搜寻的同类资料。它们总计约有两千多万字。这些出版物构成了《言论汇编》编辑工作的主要基础。此外，我们亦选录了其他几十种在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各种内部学术出版物或有关文件中披露的"文革"时期的相关文献。如毛泽东1966~67年间在会见阿尔巴尼亚、越南、波兰、马来西亚、新西兰等国共产党领袖时的内部谈话、著名的毛泽东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周恩来1966年7月24日凌晨就毛泽东决定撤回工作组的问题给刘少奇和邓小平的短笺等。如此以便更全面地展示当时的历史情况。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的文献资料选录考虑。《言论汇编》的编辑工作首先考虑的是将所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坛上风云际会的要人的言论讲话汇于一集。这套资料标题中的所谓"中共政要人物"包括中共主要领袖、重要领导人、方面领导人、以及当时的风云人物。具体说来，这里所说的"中共主要领袖"，一般是指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和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在《言论汇编》中，这些人是毛泽东、还有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朱德、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诸人。"重要领导人"则指同一时期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如董必武、陈毅、贺龙、徐向前、叶剑英、李先念、聂荣臻、谭震林、薄一波、谢富治、刘宁一、李雪峰、宋任穷等人。"方面领导人"即指在党政军的中央一级或地方省一级担负方面性的领导职务者。他们是：杨成武(军队代总参谋长)、萧华(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中南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徐立清(总政治部副主任、全军文革小组副组长)、张平化(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文敏生(河南省长)、刘澜涛(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王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周荣鑫(国务院秘书长)、邓颖超(全国妇联副主席)、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陶鲁笳(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廖承志(国务院侨办主任)、谷牧(国家建委主任)、陈少敏[女](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童小鹏(国务院办公厅主任)、赵毅敏(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雍文涛(北京市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解学恭(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天津市主要负责人)、滕海清(内蒙古军管会主任)、马纯古(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负责人)、唐平铸(《人民日报》社社长)、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向仲华(导弹部队副司令员)、委第一书记)、文敏生(河南省长)、傅崇碧(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黄作珍(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郭影秋(北京市委书记、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李震(公安部副部长)、刘西尧(周恩来派驻中国科学院的联络员)、潘复生(黑龙江革命委员会主任)、姚依林(国务院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霍士廉(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王林(中共西北局书记)、叶飞(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向仲华(解放军装甲兵部队副政委)、王磊(商业部长)、陈国栋(粮食部长)等。所谓一时之风云人物则指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上海市委书记、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谢镗忠(军队总政治部文化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关锋("红旗"杂志副总编、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姚文元(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穆欣("光明日报"总编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叶群、李曼村(全军文革小组成员)、和林杰、曹轶欧、阎长贵、程里嘉(皆为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人员)。在2000年10月新补编的政要人物中又包括当时已被审查拘禁的蒋南翔(高教部长、清华大学校长)。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一年时间里，政治斗争波谲云诡，政坛人物走马灯般的起伏变动。上面列举的衮衮诸公中，多少人瞬而河东霎而河西。昨日台上呼打者，今日复被打下台。在某种意义上讲，《言论汇编》中的文献本身就勾勒出一部非常独特的1966－67年间中国政坛人物的官场变动录和决策实施录。
《言论汇编》编辑工作的另一个主要考量是对文献的搜集，希望尽量求其全。任何文献的原作者只要是上述任何类别的中共政要人物，那么不论其文献之长短，我们皆加收录。短者如1966年9月11日陶铸发往广西桂林的加急电报，字不过一百。长如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对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文革“联合接待室”工作人员的万言长篇讲话。换言之，我们只有花费时日去搜集到足够的原始历史资料之后，方能确定对于历史文献的收录确实具备了一定的完整性。另一方面，若干已经由官方正式公开发表过的"文革"时期的领导人讲话，如林彪和周恩来在1966年8~10月毛泽东前五次（共八次）接见百万红卫兵集会的几次公开讲话等文献，皆可在当时或稍后的《人民日报》上查到，故未予收录。不过从文献收录的完整性上来说，必须承认的是，目前所搜集汇录到的八百多种文献只能是中国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同类文献资料总和中很小的一部份。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官方一些"文革"历史研究的著作或相关资料亦曾提及一些中共重要政要人物的讲话。只是这些文献从未以全貌公之于世。例如在1966年5月4－26日召开的标志"文革"正式发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本人主持会议并在会议最后一天发表了自我批评式的讲话。在讲话中，除了谈到自己对于"文化大革命"领导和理解不力的"错误"之外，他已经提及并检讨了他最早在1927年7月武汉工人自卫队缴枪问题上的"右倾错误"(以及其他各种所谓在历史上的"错误")。再例如，谢富治是1966年8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率先发言对邓小平进行批判的第一人。现在人们只知道有这些讲话，但无法得见其全文。这些资料的面世还有待于未来中国对于此类历史档案资料的真正开放。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文献资料的考据求证。《言论汇编》中的文献出现于"文化大革命"初起的非常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整个群众运动的(以北京大专院校为主导的)激进前锋，在毛泽东"大放手"新方针的启动和激励下，一方面表现为对于本单位原领导机构基层权威性的大胆挑战、公然蔑视和狂野攻击，而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毛泽东、林彪和中央文革最高权威性的奉如神明与拳拳服膺。《言论汇编》得以汇集成册的历史性物质条件实际上就正是这两种历史特点结合的产物。当时群众运动的自主性、自发性和主动性在相当程度上被外在的社会制约机制暂时地赋予了某种空前绝后的自由度
- 人们可以自办刊物、自行搜集那些在放松管理后流出内部控制范围的各种中共中央有关会议材料，从而自行编辑和发行他们以为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中共政要人物的讲话指示、各种"首长讲话集" 和"批判资料"。另一方面，这一运动就其整体而言，在政治心理上对于最高权威的话语依然是顶礼膜拜、奉为圭臬。《言论汇编》中绝大多数文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世的。许多当时的“首长”讲话或指示均是由被接见的当事人记录下来加以整理，而后转抄到全国各地。另外相当部分的文献是当时外流到社会上的一些中共中央有关会议材料(如1966年5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1966年12月的中共中央工交"文革"工作会议、1967年3~4月的军级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等)。因此一般来说，这些文献没有被伪造的必要和可能。
《言论汇编》中少数文献的质量问题则是资料研究者和引用者应当加以注意的。例如，收录于《言论汇编》第一分册中的两篇文献：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在北京师范大学对中南地区来京串联学生及来京学习的中南区学生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上午)和陶铸、王任重、张平化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对中南地区来京串联学生的讲话(1966年8月25日下午)。从这两篇讲话的转抄记录来看，它们显然不是相同的。似乎陶、王、张三人8月25日上午在北京师大就中南问题对一群来自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五省区)的串联学生讲过话，然后又于当天下午在中宣部对另一群背景相似的听众发表了另一次讲话。不过细究起来，从两篇讲话的具体内容上看，它们似乎就是同一场合发表的同一次讲话。为什么会有此类问题？这估计是由于这次讲话的传抄者在几经转抄的过程中，遗漏了或是误录了一些有关讲话时间和地点的确切信息。亦可能是这次讲话的原始记录者从一开始就不止一个。
其次，一些原始讲话在当时的记录就可能不甚完整，或者相反，相当完整。1967年4月30日陈伯达和戚本禹在汪东兴陪同下接见当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文化宫联合接待室全体工作人员。在此会上戚本禹作了长篇的形势报告。在我们1997年编辑的《言论汇编》第八分册中所收录之此一讲话却相当简略；而在2000年10月编辑出版的第九分册中又补录了新发现的讲话全文。这个例子证明，很可能相当多的一些原始文献在其记录被付诸书面时，其内容也会被遗漏或删减。当然原始文件的记录者水准也有不同。记录者可能把自己听不懂的词句活人名地名以自己的想象记录下来，如将讲话者所引用的宋代词人苏洵的名句“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误录为“泰山奔于前…”。对所不熟悉的人名记录者亦有乱植之处，如外交部当时驻外的大使之一仲曦东变成“钟西东”，法国的富尔变成了“魔尔”。这些误录或乱植在《言论汇编》中仍保留其原貌。所以此套资料的使用者当明者自明，清者自清。
还有少数文献则是一些上下文看起来不甚清楚的资料。代表性的一篇是陈伯达在1966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篇讲话显然是对陈伯达当时某篇讲话的一些截头去尾式的摘节，而且没有明确注明具体的时间。类似此种的文献尽管为数不多，亦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瑕疵，但从考据学的角度上，我们还是将其收录，以尽量展示这些文献所反映的历史进程全貌。
这些曾经散藏于中国民间已逾卅载的珍贵历史文献最终得以汇集问世。这完全有赖于具备中国现当代史研究学术修养、探究精神和文献鉴别眼光的有志者。没有他们在中国大陆各地颇费时日、细心察访、大力搜购和耐心比较的艰辛努力，此套资料绝难玉成。为抢救日趋濒临消散的文革历史资料，为挽救已然大幅度褪色的历史记录以抵抗历史失忆症，为尽力保留中国现代史上极重要一页之全相，此事岂非功莫大焉？
这次新补遗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共政要人物言论汇编》第九分册共收录到一百二十五件以前遗漏的或是原本过于简略而此次较为详尽的新文献。原本过于简略现有更详尽记录的文献，有如前所述之戚本禹1967年4月30日的长篇讲话、陶铸1966年12月13日对卫生系统的讲话、和徐向前、江青和关锋1967年1月12日对空军机关院校代表的讲话等篇。这些文献的形式是领导人讲话、信件、被审讯之记录、检讨报告、揭发材料和电话指示。文献时间跨度从1966年5月31日至1967年4月30日。整个第九分册总计377页，分成上下两册。
编者
二 O O O 年十月 再识